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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·我与良渚的故事丨王宁远:外围水利系统发现记

发布时间:2019-07-22 01:42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1981年,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吴家埠遗址现场建立了常驻基地。吴家埠位于瓶窑镇西侧,处在大遮山南麓延伸的一个孤丘西坡。那年夏日的一天,王明达开始注意到孤丘北侧有一东西向的长垄,绵延甚长,形态规范。从土路的断面观察,应属人工营建。

  尽管土垣的性状不明,但因当时“良渚遗址群”的概念已成学界共识,考古工作者还是很敏锐地将其整体划入到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。

  1996年良渚遗址群被列入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后,为深入了解遗址分布,确立重点保护地段,新一轮的考古工作开展了。因此前1995年附近修路时,在“土垣”断面上发现良渚时期的碎陶片,因此它的年代判断就成为工作目标之一。

  1996年12月至1997年1月,由王明达领队,在土垣的金村和西中村毛儿弄两个地点作了三次试掘。1997年1月2日,露出良渚文化层。在试掘过程中,对土垣沿线和周边环境进行了调查,根据当地村民对遗址的称呼,正式改“土垣”的称谓为“塘山”。此次试掘一举解决了此段土垣的年代问题,还意外获得了良渚玉器加工相关的重要线索,可谓收获多多。

  2002年4月至7月,对塘山金村段再次进行发掘。在此次发掘中,对塘山遗址的性质功能有了比较明晰的判断。《中国文物报》2002年9月20日第1版发表了王明达、方向明、徐新民、方中华联合署名的《良渚塘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制玉作坊》一文,该文认为塘山是一处良渚先民人工修筑的防洪堤,其上的制玉作坊是利用塘山地势较高、相对安全的条件选择的地点。这一观点得到了多位学者的认同。

  2009年9月中旬,有群众举报在遗址群西北的彭公村岗公岭有人“盗墓”,现场暴露出大量的青膏泥。

  岗公岭地属瓶窑镇彭公村,2009年,彭公村有人将其租用,结果平整后暴露出大量的青膏泥。紧贴104国道的这处青膏泥很快引来了几个不法分子,他们到彭公后,找当地村民试探,意图合作盗墓,不想没能谈拢,没来得及动手就被举报了。公安机关及时进行了查处,抓获了犯罪嫌疑人。

  文物部门接报后,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、余杭区文广新局林金木、良渚遗址管理所费国平等会同公安部门的同志进行现场踏勘。发现该地地貌为一西北—东南走向的“小山”,顶面大部已经被推平,仅东南存一断坎,高达7米多。

  北侧有户村民家门口发现有弦纹罐等东汉墓随葬品,询问得知是小山顶部出土,可知其年代不晚于东汉。考虑到即使是战国或者汉代这么早期的水坝也极为重要,当即要求停止施工建设,保存现状,开展进一步考古调查,主要向其东西两侧山谷寻找可能的坝体。至年底,又发现了附近有5处类似坝体,根据所在位置周边的山体,分别命名为老虎岭坝、周家畈坝、秋坞坝、石坞坝和蜜蜂垄坝。这些坝体皆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,构成水坝群。考古人员根据土质土色等一些细节,已经隐隐地感觉水坝就属于良渚时期,但需要证据。

  凑巧的是,这期间因雨水冲刷,岗公岭坝的地面和断坎暴露出大片草茎。2010年1月18日,我和刘斌等到岗公岭现场,发现这些草保存相当之好,现场可以用手把每块草包泥掰开。刚暴露草的呈黄褐色夹杂一些蓝色,很快氧化成黑褐色。可以分出一根一根的草茎。仔细观察发现,每一包的草茎都是顺向分布的,并没有相互交错叠压,说明这不是编织过的草袋,而是用成束的散草包裹淤泥的。这些草后来经过鉴定是南荻之类沼泽上常见的植物。有了这些草,就可以进行碳14测年。当时采集了3个样本送到北京大学进行年代测定,一般需要几个月到一年时间,所以我们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考古调查。

  这年7月的一天,刘斌忽然接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的电话,告知岗公岭三个数据树轮校正后都在5000年左右,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,对水坝要引起高度关注。

  记得那天是在八角亭办公室的门口刘斌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,我们非常兴奋,直觉果然被验证了,毫无疑问,这是良渚考古的又一个重大发现!尽管只有这一个坝的年代数据,根据形态和系统分布特征,其他坝体也有极大可能属于同一时期。我们决定立刻加大力度,再一次进行深入调查,以探明整体布局,并进行功能研究。通过分析,我们发现高坝的6条坝体可以分为东西两组,其中岗公岭、老虎岭、周家畈构成东部一组,坝高约30米,共同控制了一个山谷的来水;其西侧为奇鹤村的谷地,没有发现水坝;再往西的秋坞、石坞和蜜蜂垄又构成另一组水坝。

  水坝发现后,我们对其性质和作用进行了多学科研究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、王辉等参与了调查,并利用GIS手段对该系统进行了分析。原先我们推测水坝的作用可能是雨季阻挡了北侧山谷的洪水,将其导向山北侧的德清,防止对下游的良渚古城造成威胁。刘建国通过遥感(RS)和地理信息系统(GIS)分析,认为坝体会在山谷间形成一个山塘水库,而不可能分洪到北侧的德清地区。还通过集水面和降雨量的分析,推测高坝可以抵御890毫米的短期降水,达到抵御百年一遇洪水的水平。

  塘山和高坝系统发现都是通过传统的考古调查勘探方法找到的,低坝系统则是运用遥感技术从卫片上找到的。

  2011年年初,我们得到了一个已解密的良渚地区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间谍卫星影像。这是以TIFF格式存储的电子文件,有239M大小。当我在八角亭办公室电脑上打开,顺着苕溪熟悉的转折找到古城的位置,连续点击放大,呈现出来的景象给我的感觉只能用震撼两字来形容。这张黑白照片中,我们花费几十年千辛万苦才找出来的良渚古城的各结构部分:莫角山及其上的三个小高台、城墙、外郭等,塘山以及西北部岗公岭诸水坝皆历历在目,只要是做良渚遗址考古的,几乎所有的遗址点都能在上面轻易找到。也就是说,如果研究者早一点看到这张卫片,很可能良渚古城的结构在当时就能发现。

  后来我仔细分析过这张卫片,它画面呈长条形,西起余杭百丈,东到海宁许村,北达超山北侧,南部覆盖笕桥机场,所摄范围达1000平方公里。它拍摄的时间为1969年2月11日,正是冬季自然植被很少的季节。影像分辨率很高,精度大约0.6米左右。

  拿到这幅卫片之后,刘斌让我仔细找找高坝系统还有没有漏掉的坝体,所以我经常在办公室电脑上放大这个区域,仔细寻找。一天下午,我无意间把图幅推得过于靠上了,忽然发现画面上两个近圆形的山体间,连着很长的一条垄,看形状很可能是人工堆筑的。立刻缩小画幅确定其位置,发现已在高坝南部相当远的地方了。为了验证地形的准确性,我打开了谷歌地球,果然在相同位置也找到了它。根据地名标注,发现其东部为新104国道,再往东为南山和栲栳山。这时,我忽然万分激动地发现,它通过栲栳山居然连上了毛元岭和塘山!这就意味着,如果这是个良渚的坝,那它们和塘山就构成了一个整体!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刘斌,决定立刻派人去钻探验证一下,我找了祁自立,这个陕西汉子是良渚古城发现、高坝系统勘探的主力技工。他决定过几天忙完手头的活就着手勘探。

  2011年4月24日中午吃饭时,老祁告诉我,经过勘探证实,那条长垄果然是人工堆筑的坝。同时更令人惊喜的是,这条坝的东西两侧,还另有两条人工短坝!其中东侧一条已经被新104国道截断,西侧那条则非常短,卫片上不仔细看很难发现。这三条坝,后来被我们命名为狮子山(东)、鲤鱼山(中)和官山(西)。

  初战告捷让我们信心倍增。我又打开卫片仔细观察,又发现三个坝西面三四个新的疑似点,在2013年9月28日下午,祁自立和我在北侧水稻田里钻探,范畴在高垄西侧断口下勘探。忽然范畴喊我过去,说是发现了草包泥!草包泥是人工堆筑最具说服力的证据。第4条水坝被发现了,再次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。

  由此,南侧的这组新的水坝就被整体揭露出来,因为它们的坝顶高度大致在10米左右,我们称为低坝系统。它们通过栲栳山、毛元岭等自然山体,最终和塘山连接,构成了南线大的屏障,与北部山谷间的高坝群形成呼应。这一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塘山并非独立的水利设施,而是整个水利系统的一部分。至此,整个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框架基本显现出来。

  我们深知,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很可能比我们今天所知的更为宏大,它也必将成为未来几十上百年内良渚考古的焦点之一。回顾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和认识过程,展望未来的学术发展,我想用我在考古大会上的获奖感言作为本文的结尾:良渚人事了拂衣去,深藏功与名。考古人80年不断追寻,终于吹去5000年的尘土,展现良渚先民的梦想与荣光!(更多详情点击阅读原文了解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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